星期四, 4月 05, 2007

《檔案羅密歐》、《竊聽者》與《Monster》

一向對東德與納粹的歷史稍有興趣,當然談不上甚麼認識或者究研,但看完浦澤直樹的《Monster》與幾套德國電影後,對東德的歷史遺民,對波蘭的苦難歲月,總有一絲絲傷感與同情。當中國經歷政治劫難的同時,另一民旅在世界的另一端,受著另一種迫害,在鐵幕與高壓籠罩下,人性就這樣被扭曲了。然而歷史洪流不斷流滾間,有些民族對污點作出坦白招認與深切反省,有些民族選擇遺忘;這絕不是見仁見智的選擇,因為兩條路產生不同的效果。

在那些寧可把傷痛視而不見的民族,人們窺見小農社會遺留的醜惡基因,共黨遺毒隨時反噬,人民普遍存在虛妄的心思,為了致富或僅僅活得好一點點,就可以把人性再度出賣,共發一場醜惡的浮金夢。

若不是跟朋友談起書,就不會借來這本《檔案羅密歐》,這是英國歷史學家賈頓艾許的個人經歷錄,他年輕時在東西柏林留學做究研,被東德國安部懷疑是間諜,柏林圍牆倒下後,檔案開放供被調查者查閱,他向管理檔案的「高克機構」查詢後,發現當局存有他的檔案,而且厚達350頁。

檔案的資料來自不同層次的線民(簡稱IM),東德為了防範人民顛覆共產主義,用盡各種手段威迫利誘當地人民或海外人士當線民,滲透程度緊密得難以想像,直接參與提供情報的線民,約為人口的五十分之一,若把與他們直接有關聯人士計算在內,則達二十五分之一,這個比例肯定是人類歷史之冠。

翻開重甸甸的檔案,賈頓艾許回到過去,自己的記憶與線民的情報從不同的角度把昔日的光景重現,就像人們在黑夜拿著電筒看大象,局部相同,但得出的印象卻可差天共地。雖然檔案裡的線民以代號相謂,其他不相關的人物名字被塗黑了,但賈頓艾許仍能猜出線民的真正身份,他根本沒想到那些人竟暗裡替國安局辦事,故意套取他的資料後寫小報告,為了知道對方為何這樣做,他決定逐一拜訪報告上的線民。

作為英國公民,賈頓艾許的報告沒有對他造成太大的傷害,但當年卻有不少人因此而蹲冤獄或丟了命,現在雖然事過境遷,但線民身份一旦曝光就會被旁人唾棄,無論是學者還是前高官,或者僅為普通人家,若被指證為線民,輕則失去工作,重則接受公眾審判,許多人從此消聲匿跡。不少美滿婚姻及甜蜜愛情都被這些報告拆散,最親近的人變得成世仇。整個社會被這些報告付上沉重代價,有些人認為不該追究,但更多人默默承受,這種對殘酷歷史的懺悔方式,也許是防範鐵幕重現的最佳良藥。因此,德國有了舉世最高的政治道德標準。

朋友說看此書的人,一定要看《竊聽者》,還好仍沒有落畫,中環的IFC仍有得看,每天只映一場,這種電影要在大銀幕看才夠味道。英名片名是《The Lives Of Others》,中文名真是改得非常貼切,還有一種鐵幕的神秘意味,值得激賞!電影把書的情節影像化了,亦把國安部的特工人性化了,非常有味道,是難得佳作!

片中的秘密警察韋斯勒(Ulrich Mühe)對政府忠心耿耿,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去盤問疑犯,但他本身不苛言笑,只懂向上級說「yes」的官員,辦案時冷面無私,只懂如機器般運行。然而他的良知竟被一首樂曲喚醒。當他監聽的藝術家家獲悉朋友的死訊後,悲痛地彈奏《好人奏鳴曲》,韋斯勒在另一端的密室中悄然流淚,沖刷出的他的人性,讓他變成一個好人。

回到家裡,立即重看浦澤直樹的《Monster》,這是1995年出版的作品,距離柏林圍牆倒下才6年,較《檔案羅密歐》(2000)與《竊聽者》(2006)還要早得多。看過書和電影後,才明到到這套漫畫的意境和視野遼濶得多,震撼力較首次翻閱時更大,也更加佩服浦澤的眼光與學識,作為一個日本漫畫家,他怎麼能夠對東德認識那麼多呢?為甚麼能夠想到這麼複雜的情節呢?漫畫從東德時代孤兒院的實驗切入,是十分冷門而且艱辛的路,當中牽涉許多心理學知識,而且主角又是一對雙胞胎,全部都是非常棘手的材料,較國安局的運作更難理解。

原來過往看《Monster》時忽略了太多情節,有許地方根本是不求甚解就匆匆略過,但現在對它有了更深的理解,才感受到它利害之處,每個角度都有特定的地位,正如線民雖有不同層次,但層層累積下,才會形成一張逃不開的天網,但願這張網永遠都不會重臨人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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